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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研中心主办 学会环境管理分会等单位协办第四届中国环境社会治理研讨会召开
发布时间: 2019-02-14 13:56:00|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本站原创

2018年121日,第四届中国环境社会治理研讨会在京成功召开。会议由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联合主办,政研中心环境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编辑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管理分会协办,美国环保协会、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支持举办。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污染防治攻坚战与环境治理体系”。会议由开幕致辞与主旨发言环节,以及“政府、企业、社会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信用监管”“政策及建设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分析”三个主题研讨环节组成。共有来自政府部门、高校和研究机构、环保社会组织、企业等百名专家和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开幕致辞与主旨发言环节,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刘友宾司长、天津大学法学院孙佑海院长、政研中心吴舜泽主任先后发言。

刘友宾司长在致辞中肯定了环境社会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既要充分看到我国在环境治理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也要深刻意识到治理成果的脆弱性和有限性,治理效果离人民群众的期待仍有较大差距。我们不仅需要通过行政治理、法治治理等手段,更要通过环境社会治理,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

刘友宾司长指出,生态环境部高度重视引导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近年来,生态环境部通过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培育全民生态环境意识,引导公众自觉践行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全力推进全社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他进一步介绍了生态环境部在开展基础调查研究、顶层制度设计、信息公开、搭建公众参与平台、生态文化建设和培育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及进展成效。

最后,刘友宾司长和与会代表分享工作体会。他认为,唯有共治,才能共享。在推进环境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推进生态环境社会治理,法律意识是底线。要坚持底线思维、依法依规。二是推进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科学意识是前提。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生态环境科学素养。三是推进生态环境社会治理,责任意识是关键。公众不仅要有享受美好环境的权利意识,更应具备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意识。四是推进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共识意识是基础。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寻找最大公约数,同心同德,凝心聚力,共建共享。五是推进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形成合力是核心。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合理简政放权;企业担起主体责任,推进企业更好发展;社会组织和公众有序监督参与。六是推进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宣传教育是保障。加强宣传教育,形成良好舆论和工作氛围,为生态环境社会治理提供有力保障。

天津大学法学院孙佑海院长的发言主题是“注意发挥法治思维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引领作用”。他指出,法治思维是指人类符合法治的精神、原则、理念、逻辑和要求的思维习惯和程式,是对法治比较理性的认知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孙佑海院长提出,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应树立七大法治思维,即规则性思维、合法性思维、程序性思维、权益性思维、权责性思维、契约性思维和正义性思维,并建议从组织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哲学思想、法学知识,以及注意发挥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等方面,发挥法治思维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引领作用。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吴舜泽主任作了题为“污染防治攻坚战与环境治理体系的思考与体会”的主旨发言。他从治理的概念和内涵开始梳理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了污染防治攻坚战背景下,我国开展环境治理和环境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及相关思考建议。什么是环境治理?结合国际上治理相关理念、国内相关文件表述及基本逻辑分析,吴舜泽主任认为,治理的实质强调的是“互动”,强调的是不同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和采取行动,强调的是缩小分歧、履行合法权利和义务等。环境治理体现的是这个事不是政府一家就能做,需要政府、市场、个人、社会共同参与,各自发挥不同作用。政府更多的是要做好法律、标准,进行监督、严格执法,企业要进行自我约束,个人也要自觉行动,社会组织可以更多地参与管理。当前形势下社会应该如何深度参与环境治理?吴舜泽主任指出,当前环保公众参与参差不齐,很多停留在相对浅层次的参与层面。他认为,在污染防治攻坚战、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会深度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应该是,政府在充分听取市场和社会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市场和社会力量既享有参与政策制定的权利、也负有协助政府执行政策的义务。为什么要开展环境社会治理?吴舜泽主任认为,环境社会治理兼具社会治理、公平正义和环境保护三重性,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与迫切性。主要体现在,一是推进全社会绿色价值观的形成,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生产,从源头减少污染;二是推动环境管理的转型;三是合理引导公众环境预期,让社会公众在环境质量改善中有获得感、参与感和认同度。加强环境社会治理,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目前政府主导型环境管理体系亟需完善优化的薄弱环节。对于当前环境治理、环境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吴舜泽主任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政府、企业、公众三个主体之间不协调,互动不充分,有时候没有相向而行,社会公众行动型、监督型和决策型参与不够。他认为,这里面有公众的环境意识不够的问题,也有中国公众自组织水平较低的问题,需要社会组织的介入和发挥桥梁作用。此外,还存在社会治理的理论研究和方法学研究远远低于治理技术本身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政府。他认为,推动社会治理、治理体系的完善,实质在于政府的刀刃向内,革自己的命,抛弃“官”和“管”。那么,污染攻坚战背景下应如何看待和推动环境社会治理?吴舜泽主任提到,现实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社会治理的方式手段与目标目的有时并未得到明确区分,效果并不理想。他认为,要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看待和推动环境社会治理,一是要注意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的目的导向,推动实现实质性治理;二是要落实到以人民为中心、公共服务、环境权益、幸福感满意度、参与式决策治理等目的导向上;三是要落实到施政行为方式优化的目标导向上,注重过程性规划而不是结果性规划,虽然实践效率可能偏低不一定最优,但一定是最稳定、大家最能遵守的方案。

在三个主题环节中,多位专家代表作了引导发言,其他参会代表也从多个视角进行评论与讨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王华院长介绍了其过去在环境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和思考,包括环境社会治理的概念、内涵、现状、挑战和对策。他指出,在我国目前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大背景下,强调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已远远不够,需要强化环境社会治理,充分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搞好环境保护,并有效化解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他认为,环境社会治理应该成为我国环境部门的重要工作领域,当前我国环境社会治理面临认识不到位、法制不完善、社会组织薄弱、缺乏专门机构来推动等方面的问题,应该加快环境社会治理领域的建设最后,王华院长还针对“十四五”期间环境社会治理领域建设提出建议,涉及环境体制改革、制度建设、环境社会互动机制建设、构建社会督政平台等方面。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秦天宝所长在发言中强调了法律在推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作用。他指出,目前在党内法规与法律间的衔接,中央与地方、监管者和管理者间法律关系的界定,不同类型、地区、行业间企业义务的划分,公众参与效果的提升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尚未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的格局。他认为政府应在接受民众监督与质询、提供法律援助,促进企业和公众参与相关决策、进行激励与补偿等方面开展更多的工作,以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太原市环境保护局许德茂副局长重点从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宣传教育、环保公众参与以及社会组织引导管理等方面,介绍了太原市开展环境社会治理的相关实践及取得的效果。他认为,目前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情况已经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一是已经由事后参与逐步延伸到事前和事中参与。越来越多的公众不再仅限于事后反映问题,而是通过在政务网站、双微留言,自发组织开展宣传教育,以及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等多种方式参与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等工作;二是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方面,不仅要在固定环节征询公众意见,而且要进一步识别公众意见的真伪,提高公众参与效果;三是地方上正在探索一些好的公众参与机制,如建立政府部门、企业、公众等多方对话机制,推动环境纠纷的协商解决。

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地表水处王谦处长认为,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在推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指出,自国务院发布“水十条”后,生态环境部开展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如建立了“城市水环境公众参与”微信公众号,与住建部联合设立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信息发布平台、对数据进行实时更新,运用卫星进行遥感监测等;同时,也对太原、昆明、嘉兴、郑州、广州等地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参与人群的属性、参与渠道、参与方式、参与效果及满意度等进行了调查,这些都为社会参与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王谦处长强调,公众参与应是公众与政府间互利互惠共赢的方式。好的参与机制的设计应该考虑顶层制度设计、政府和社会多方共赢、便捷适用可行的参与工具、合理的合作方式以及相应的保障机制等方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筹)业务二组隆赟副处长指出,公益诉讼是一项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她着重从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发挥检察机关一体化的办案精神、树立共赢、双赢和多赢理念形成污染防治攻坚合力、探索生态修复法治方式增强司法保护效果等角度和方面介绍了检察公益诉讼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进展和经验。同时她也指出,公益诉讼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急需研究,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诉讼衔接、行政诉讼机构主体等。

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中国首席代表龙迪先生以对德国汽车业的环境诉讼为例,介绍了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的成功经验。他认为,中国由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制度非常具有突破性,是制度的创新,应进一步支持和推动。

生态环境部政研中心环境社会治理研究中心郭红燕主任就如何发挥信息公开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作用与参会代表分享了看法。她认为,一是要注重信息的实质性公开,社会关注的、关键性的信息,如企业实际排污信息、资源能源信息和重要环境管理信息,应全面系统公开,最好在统一平台公开;二是应鼓励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科学分析加工信息并向社会公开,让社会了解环境问题的实质和原因,拓宽公众监督参与思路和渠道;三是要重视和做好环境信息的后端应用。如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除社会自发应用外,也应开发和设计有效的部门联合惩戒等机制,机制是否能建立并有效发挥作用,又与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方法及评价结果是否科学合理、信用修复是否及时便捷、与相关部门内部制度和机制是否有效衔接等直接相关。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政务公开与信息管理处许福成副调研员指出,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是环境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但在当前的环境社会风险防范工作中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在于信息公开工作不到位:一是公开统筹不够,在部分项目的规划、选址、环评、征地建设等阶段存在不统筹、不通盘考虑、单兵突进等问题;二是公开不全,信息大多是间断性、部分性的公开,持续性的工作做得不好;三是跟进不快,信息发布以后,跟进与解释都不够,公众关心的问题有时说不清;四是舆情不管,对舆情理解不够,民意把握不精准,往往最终事与愿违;五是回应不利,存在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政府说的跟公众说的不在一条道上的现象;六是评估不信任,对项目发布后产生的效果没有具体的评估,实际效果和预想不一样。最后,他强调,未来的工作应将信息发布、解读、回应一体化,形成信息公开工作的大格局。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马军主任认为,我国环境信息公开进展显著,污染源监管信息披露渐成常态,政府相关监管信息,包括公众投诉举报信息,这些信息更加全面、及时、完整、友好地发布。这些信息也通过蔚蓝地图等平台应用于公众监督,也通过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推动节能减排,服务于绿色发展。与此同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仍然严重滞后,诸多重点排污单位未能依法落实披露要求,有毒有害化学品排放转移登记制度尚待建立,企业级碳排放制度尚未建立。马军主任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能够尽快完善。

生态环境部政研中心环境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刘卓男女士,介绍了政研中心研究构建的企业排污行为信息公开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以及对京津冀地区造纸化工企业公开情况开展评价的结果。结果表明,当前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总体情况非常不理想,无一家企业完全达到国家强制公开的要求,社会较为关注的关键信息如企业实际排放信息、资源能源信息以及重要环境管理信息公开情况均不是很好,还存在非常大的改进和提高空间。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政策法规处张金智处长从制度设计、具体内容、修改情况、结果运用等方面介绍了山东省环境信用评价办法的制定和实施情况。他指出,目前来看,评价办法在惩戒与激励两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还存在主管单位上下不一致、掌握标准不统一、缺乏督导监管的具体办法等问题,应在生态环境部的指导下,通过学习先进省份的优秀经验做法,对评价办法进行修订与完善。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李志青副主任认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确实可以推动全社会共治。他认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应关注几个方面,一是关注市场环境信息不对称问题,如金融机构是否能及时获取企业准确信息等;二是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要考虑到行业差异,不同行业应公开的信息应有所不同;三是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要考虑到区域差异,工业化密集的区域公开标准有可能高于国家,应尽可能鼓励其公开。

南京财经大学周元春副研究员主要谈到企业环境信息的后期应用相关问题。基于前期开展的调研,她提出,目前银行业的绿色信贷工作存在信息收集与获取困难、信用评级覆盖度不够等问题,绿色保险存在数据不共享、方法与模型不统一等问题,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银行保险机构对企业环境信息的应用。她强调,做好前端信息公开工作或信息整合工作,可以更好地支持后续政策的实施。

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建宇博士认为,信息公开必须要解决好公开的动力和方式这两个核心问题。他认为,不管是目前的打分、评级方法、还是政府强制性的手段,都是在平衡不愿意公开的机制和动因。他重点从几个方面分析了破解信息公开的动力和机制,首先是排污许可制度可以结合二维码等技术手段实现企业信息公开,其次是通过构建和评价供应链,可以促使大型购买企业成为政府同盟军,倒逼企业提高绿色化程度。此外,他还从碳市场、空间一体化等方面,提出了破解信息公开的动力和技术手段。

河海大学陈绍军教授介绍了世行/亚行建设项目社会影响评价框架,以及中国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方法,并比较了二者在形式、内容、目的、作用、适用范围、措施与周期要求等方面的差异。她认为,未来的国内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一定会与国际接轨,实现社会目标与环境目标的有机融合。

生态环境部政研中心环境社会治理研究中心郝亮博士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国内外建设项目和政策社会影响评价相关研究进展,结合对我国国情的了解和思考,他认为,目前国内社会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还存在缺乏尺度属性、未明确区分直接与间接影响指标等方面的问题。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任勇主任重点就当前环境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及其需要从理论上解决的基本问题作了介绍。他指出,目前我国环境领域存在着新老问题并存的局面。过去讲环境领域引发的社会风险或者说稳定的问题,举例子较多的是环境突发事件,这些事件引发的是对当地老百姓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或者健康的影响。而现在出现的新情况是,环境政策及其在政策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社会风险,如垃圾焚烧场项目引发社会风险。对此,他建议,必须在更宏观的视野上去审视中国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程或其所隐含的规律,如思考和解决环境政策中多数人的公益与少数人负外部性间的平衡关系等,从而在理论上为应对塔西佗陷阱等非常规挑战指明方向。

最后,生态环境部政研中心田春秀副主任对会议进行了总结。首先,她表示,此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发言的各位领导、专家和代表对会议非常重视,准备非常充分,交流讨论效果也非常好;其次,她提出,环境社会治理领域的工作越来越受重视、关注度越来越高,社会各界、政府和企业协作越来越好,但其中很多事情亟待研究探索,包括体系构建、相关政策措施的社会风险评估和有效性评估等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最后,她向全体参会人员及会议组织单位表达诚挚感谢。

“中国环境社会治理研讨会”是政研中心发起和打造的高端大型政策和学术交流平台。此次研讨会是第四届会议,前三届会议已于2014-2017年先后举办。第一届主要讨论了环境社会治理的理论、体制、机制、制度以及环境治理社会主体的职能和作用,第二届重点关注我国环境社会治理的体系、方式方法、实践及效果,第三届主要聚焦环境社会治理的具体重点领域,本届会议主题为“污染防治攻坚战与环境治理体系”,重点围绕环境治理体系、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信用监管、政策及建设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等内容,促进政府有关决策部门、学术界、环保社会组织、企业多方进行成果分享及交流讨论,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污染防治攻坚战背景下我国环境社会治理工作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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